[摘要] 4月19日，央行决定自2015年4月20日起下调各类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在此基础上，还定向对部分农村金融机构额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2个百分点。
4月19日，央行决定自2015年4月20日起下调各类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在此基础上，还定向对部分农村金融机构额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2个百分点。
存款准备金是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而准备的存在央行的资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就是通过释放存量货币以改善市场流动性。目前，中国各商业银行的一般性存款余额约120万亿元，降准1个百分点能释放约1.2万亿元存量货币。改善流动性的目标，通常难以通过一次降准或降息实现，因此降准和降息具有持续性。自去年11月以来，央行累计两次降息一次降准，再次降准也在市场预料之中，但一次降准1个百分点仍超出了普遍预期。上一次央行降准1个百分点，是在金融危机爆发高峰期的2008年11月26日。央行再度启动史上强降准，引发不同层面的各种解读。有的认为是为股市输送资金，有的认为利好楼市，有的认为旨在人民币适度贬值以保证出口贸易，有的认为货币政策开始向激进趋向改变，等等。这些判断要么基于市场效应，要么纯属猜测而忽略了降准对宏观经济的本来作用，以及选择第二季度初期降准的考量。因此，对于史上强降准的意义，还需要作进一步阐释。
降准激进不代表货币政策也激进
一方面加大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进程，一方面加大降准力度，这呈现出决策层对降准的价值考量。
央行进入降准、降息周期后，许多人认为货币政策开始转向，这种看法缺乏对货币政策的切实理解。货币政策是一种总量政策，特点是总量有所控制，但并非静态不变。定向调控、降准降息等手段，属于总量政策相对稳定下的结构性调整。这些政策重点调节的是流动性的方向，而不是流动性的大小，即基本是围绕存量货币调节，而不是加印货币、开闸放水。这一点，在降准这种调节存量货币的政策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去年11月以前，中国各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平均高达20%左右，约有24万亿元货币处于冻结状态。这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高标准。此次降准后，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19.5%下调至18.5%，中小银行从16%下调至15%，仍处在高警戒线上。理论上说，在银行整体风险事实上仍由政府担保、强化银行安全的存款保险制度即将实施的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率降到10%以下甚至更低也不会引发金融风潮。有研究机构判断，高标准线为今后持续降准奠定了基础，至少在未来几年还可以降准20次。如果以平均每次降准0.5个百分点计算，即使真降20次，存款准备金率也仍在10%左右。相比之下，美国由于主要靠调节市场利率为手段，因此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通常不足1%，日本今年3月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高为1.3%，英国等国家甚至基本取消了对存款准备金的管制。
实际上，从存款准备金的发展脉络来看，它本来就不是货币政策的一个工具，而是保证商业银行具备一定清偿能力的一个设计。当然，在中国的金融体系架构下，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仍然发挥着控制流动性规模及方向、稳定隔夜利率等工具作用。这是人们把降准与货币政策转向联系起来的主要原因。
这种降准与货币政策的高关联度，只能随着金融体系的市场化而趋于弱化。比如，市场能够发现并及时调整基准利率；各商业银行能够展开实质性竞争从而使贷款利率多元化；存款保险制度能够转移银行清偿风险，降低设置高标准存款准备金率的必要性等等。
这些市场化的金融架构，目前都正在搭建。一方面加大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进程，一方面加大降准力度，这呈现出决策层对降准的价值考量：重启史上强降准虽然激进，却可以保证货币政策不转向激进。
降准不完全是受迫性行动
假如说降准是应对国内国际经济和货币环境变化的被迫之举，则有失偏颇。
有人认为，此次降准是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增大的受迫式反应。这只是部分原因。的确，今年以来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对习惯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国人来说颇为陌生：一季度GDP增速7%，为6年以来低。在嗣后部分省市发布的地方GDP数据中，个别省份的经济增长几陷停顿状态，比如“一煤独大”单一产业结构的山西，GDP增长只有2.5%，历史罕见。此外，近日公布的4月汇丰中国制造业PMI初值为49.2，新订单指数创12个月低，这是汇丰中国制造业PMI连续两个月跌破“荣枯线”。
国内的经济下行压力，似乎赋予了此次降准的受迫性特征。而国际上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变化，又进一步强化了降准的受迫性色彩。今年以来，全球不少经济体央行掀起一轮量宽降息的高潮。欧洲央行推出量宽政策，瑞士、印度、丹麦、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央行纷纷降息，让全球出现了货币竞相贬值的新态势。中国央行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在投资下降、内需不旺的情况下，保证实体经济获得流动资金，保证人民币双边浮动的灵活态势，是必然选择。力度越来越大的降准就是应对的组成部分。
但是，就此说降准是应对国内国际经济和货币环境变化的被迫之举，则有失偏颇。从时机看，大力度降准并非全然是受迫性行动，还有其他考量。
其一，应对外汇占款变化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萎缩。外汇占款是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之一，但今年以来，在美元走强的背景下，资金外流趋于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去年5月以来，新增外汇占款基本为零，央行稍早前发布的3月外汇占款减少1564.76亿元人民币，降幅创下2007年以来之。保证正常基础货币投放，应是此次大力度降准的首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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